原标题：蒋方舟，成名23年，“毁”在2021
文/文刀贰
2021年6月8日，日本外务省官网上，公布了一份“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业务实际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在2008年到2016年期间，该基金会曾推出过一个项目，
邀请国内73名个人和71名团体成员赴日考察。
蒋方舟的名字赫然在列，她拿着每个月2万的资助，在日本旅居一年，并出版了书籍《东京一年》。
她曾经大言不惭表示：“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人指出，这难道不是拿着日本的钱，替日本写的“洗白”软文？
此消息一出，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蒋方舟也被挂上热搜，贴上“卖国”、“汉奸”的标签。
即使她迅速做出回应，表示只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无奈，如此苍白无力的解释，网友们根本不买账。
昔日“天才少女”沦落至此，难道真的只是人设崩塌这么简单？
这一切的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丑恶？
一、“神童”诞生记
蒋方舟，是个名副其实的“铁路子弟”。
1989年，出生于湖北襄樊铁路医院，父亲是铁路乘警，母亲是铁路中学的老师。
从小生长在铁路家属大院，本该过着平淡生活的她，却从7岁那年开始走向不平凡的人生。
当同龄人还在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蒋方舟却开启了写作之路。
小学时的她，生活已经变得格外忙碌。
每天放学后到母亲任教的学校，去图书馆找一本书，边等母亲下班，边看完一半。
待到母亲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她还要坐在母亲的自行车后座上接着看完剩余的部分。
除此之外，她还要每天写上大约五百字，遇到不认识的字只能查字典，不许用拼音代替。
功夫不负有心人，9岁那年，她终于写出了散文集《打开天窗》，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
从此，蒋方舟成了人口中的“天才少女作家”。
也是从这时开始，她便早早失去了放寒暑假的权利。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蒋方舟马不停蹄地开始筹备人生中的第一本小说。
每天凌晨4点起床，眼都没来得及睁开，便要开始在键盘上敲敲打打。
那时，她家里的条件并不好，三口人挤在30几平米的一室一厅。
蒋方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活动沙发就是她的床，饭桌就是她的书桌。
屋里隔音不好，外面环境嘈杂，她也只能靠强大的自觉性屏蔽。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只用了4个月时间，蒋方舟便写出了《正在发育》一书。
书中不乏关于生理期、恋爱、婚姻的内容。
很难想象，一个年仅12岁的小女生，竟然能毫不避讳地谈论如此“大尺度”的话题。
于是，蒋方舟被扣上了“早熟”、“叛逆”的帽子。
但这并没能阻止她继续前进，一年后蒋方舟接连出了《青春前期》和《都往我这儿看》两本书。
当时《南方都市报》的副刊编辑给后者写了序：
“自己努力多年才能稍微领略的文字秘密，今天已被一个十三岁的女生轻易掌握，甚至比自己做得更好，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呢？
从2002年开始，蒋方舟成了各大报刊争抢的香饽饽。
《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海峡都市报》、《足球报》等先后为她开设了专栏。
此时的她已经顺利进入湖北襄樊一中，成了一名初中生。
愈发繁重的学业，加上仿佛永远也写不完的稿件，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为了不耽误写作，她甚至想过退学。
好在母亲跟老师协调后，让她获得了“不用写作业”的特权。
初中毕业后，蒋方舟进入了湖北最好的中学——华师一附中。
为了让她能够更好地创作，学校甚至专门给她配备了一间单人宿舍，还把这里命名为“蒋方舟创作室”。
不久后，蒋方舟当选为中国少年作家协会主席。
同样，高中时期的蒋方舟仍然可以不写作业，一直到高三，她不停地地积累、输出、变现……不是在写稿，就是在写稿的路上。
18岁之前，她接连出版了9本书，包括《正在发育》、《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邪童正史》等等。
2008年，19岁的蒋方舟被清华大学降60分破格录取。
同年，广州《新周刊》向她抛出橄榄枝，邀请她担任特约记者。
2010年，蒋方舟升职为该杂志主笔。
上大学后，蒋方舟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节目之中。
从访谈类节目《天下女人》，到成为《快乐男生》的跨界评委。
再到近几年的《圆桌派》、《奇葩说》……
可在这期间，蒋方舟的写作生涯，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她的作品停留在那本引发争议的《东京一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才”的光环似乎在悄然褪色。
有人开始质疑“神童”的称号是否掺水，有人预言年少成名的她早晚会跌下神坛。
二、沦为“工具人”
不得不说，几乎所有能够被称为“天才少年”、“天才少女”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位足够狠心的“虎妈”或者“狼爸”。
他们兢兢业业培养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期待孩子能替自己完成没来得及实现的梦想。
蒋方舟的母亲尚爱兰便是其中一员。
当初蒋方舟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不久，收到的第一份礼物便是来自于母亲的嫌弃。
“我妈对我的要求很高，她本来想给我起名叫‘蒋美丽’，但生下我之后，很嫌弃地看了一眼，就放在一旁了。”
以至于每次出门，还要给她脸上盖块布来遮“丑”。
从蒋方舟出生开始，母亲就担心她智力有问题。
曾经把她和同一个产房的小孩放在一起，测试他们的反应能力。
结果，别的孩子都挺正常，唯独蒋方舟“两眼望天，不动不哭”。
母亲顿时心生一股不祥的预感，直到蒋方舟1岁她都在随时随地观察女儿的智力。
身为语文老师的母亲，曾经用10分钟的课间时间，让蒋方舟做了一套试卷。
还好蒋方舟得了满分，她瞬间对女儿燃起信心。
为了不让女儿骄傲，她坚持在别人面前说：“我家孩子笨”。
这样的打击式教育，让蒋方舟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始终陷入自卑、焦虑中无法脱身。
她曾经自曝“自己是讨好型人格”，小时候母亲每天会给她2块钱吃早餐。
但她却从来不花钱，饿了就去捡教室地上的东西吃。
从同学吃剩的零食，到掉在地上的尺子、橡皮，都成了她充饥的“宝贝”。
就这样到了小学五年级，有一天她又将别人吐掉的枣核捡起来。
准备吃掉的瞬间，她才意识到“这也太恶心了”。
而她之所以这么做，不过是为了把早餐钱攒起来，然后得到母亲的一句表扬。
年轻时的母亲，曾经梦想着成为一名作家，虽然也曾参赛拿过奖，最终却没有坚持走下去。
于是，她便想着把女儿培养出作家，来延续自己没完成的梦想。
在别人家的小朋友还在看卡通绘本的年纪，5岁的蒋方舟便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读起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蒋方舟7岁那年的夏天，尚母亲神情严肃地给她传达任务：
每个小学生毕业前，必须出版一本书，不然就会被警察抓走。
担心言语上的刺激不够，身为乘警的父亲立刻掏出工作时用的手铐，将女儿稚嫩的双手拷住。
夫妻俩一唱一和，小小的蒋方舟哪里见过这种仗势，很快就在恐慌之中信以为真。
在这之后，蒋方舟花了整整8个小时，写完了一篇600字的文章。
看着不知是害怕还是写文太难，而哭得泪眼婆娑的女儿，母亲轻飘飘吐出一句：“你是天才”。
短短四个字，对于那时的蒋方舟来说，却仿佛有千斤重。
以至于之后的人生，她都在与“文字”纠缠不清。
后来，蒋方舟出了散文集、小说，积攒了不少人气，母亲则打心底认为写作比学业重要。
毕竟，仅仅10岁出头的蒋方舟，光是给《南方都市报》供稿，每个月就能拿到4000元的稿费。
母亲总是告诉她，这些钱先帮她存起来。
可慢慢地，她发现这些稿费会时不时变成家里的某个物件，或许是一部手机，或许是一辆摩托车，甚至是一套新房。
有一段时间，父母甚至双双辞职，完全靠蒋方舟的稿费养家。
某天，她听到父母聊天说：“女儿可不能生病啊。”
还没来得及感动，就听到接下来的后半句：“还得还房贷呢……”
上大学后，蒋方舟离开家乡，独自来到北京。
但这样也无法阻止母亲对她的“操控”。
两人每天必须打两个小时的电话，或者视频三个小时。
对于她和母亲这样的相处模式，蒋方舟是这样形容的：
“仍然感觉有一个漫长的脐带，将我们联系着，变成一种很讨人嫌的依赖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蒋方舟因为工作变得越来越忙，经常需要去外面应酬。
有次回家晚了，母亲竟然把自己比作一只狗：
“一直四脚趴在地上，用头顶着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感觉到主人回家了。”
蒋方舟听完这番话，心疼母亲又感到满满的无力。
从那之后，她每天都回家吃晚饭，哪怕不知道和母亲说什么，也不再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
每天早上六七点，母亲就会起床，她趁着这段时间去查看蒋方舟的手机。
每一条消息、每一个朋友圈都不放过。
仿佛被查看的不是她的亲生女儿，而是正在被审问的罪犯。
从小到大，没有界限感地干涉和操控，让蒋方舟成了只需完成母亲指令的工具人。
没有主见、唯唯诺诺，甚至无法抵抗外界的诱惑。
即使成年后，她的内心仍然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即使有“天才少女”的光环加持，也难免走上错误的道路。
三、人设崩塌
大学四年期间，蒋方舟没有写出过一本小说。
只是把一些散文、杂文、时评、书评，集结成《我承认我不曾历尽沧桑》。
究其原因，她把之归结为“无法真正地去体验生活”。
为了摆脱所谓母爱束缚，蒋方舟每天早上8点就去咖啡馆，一呆就是一整天。
毕业一年后，她尝试着写了一本小说——《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
结果评分惨淡，没能激起一点水花。
甚至某位出版社主编直言：“放弃吧，你没有写小说的天赋。”
消沉了一段时间后，她决定暂时离开这个烦恼之地，去东京旅行一年。
在这期间，她独自来陌生的国度、陌生的城市，用心欣赏风景、感受生活、思考人生。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有生以来，她终于把自己还给自己，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实实的生活。
回国后，蒋方舟将在日本的经历、见闻等等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名为《东京一年》的书。
故事到这里，女主角“成功摆脱母亲操控，走向新生”，美好的结局似乎马上就要到来。
如果不是那份写着“蒋方舟”名字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名单。
网上一片哗然，等待蒋方舟的则是铺天盖地的谩骂。
“拿着日本人的钱，替日本人办事，还写了一本吹捧日本的书。”
与此同时，那本《东京一年》的内容，也让蒋方舟的真实写作水平再度遭到质疑。
有人说她：“文笔稚嫩，无病呻吟”。
有人说她：“用一年的流水账卖钱，思考太廉价”。
而真正惹怒众人，让蒋方舟陷入“恶评”漩涡的远不止这些！
还是《东京一年》这本书里，她描述脱衣舞女的一些不雅行为，
甚至称赞这是“一种极其严肃而又孩童般的行为”，没有任何淫荡的意味，而是对女性器官的崇拜。
除却对“日本兴文化”的肆意鼓吹，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
在东京的厕所中，马桶上会有个叫“音姬”的按钮，在女性方便时可以按下播放流水声，以此掩盖尴尬的如厕声响。
对此，蒋方舟得出的结论是：“东京对单身女性比北京更友好”。
这样捧一踩一的“精日”言论，想必难逃众人法眼。
尤其是“互联网拥有记忆”的今天，即使日后做再多解释，也无法掩盖已经发生过的劣行。
舆论愈演愈烈，蒋方舟的黑料也被扒了个彻底。
早在2011年，她还曾在社交平台涉嫌诋毁军人。（内容太过不贴完整的）
疫·情期间，一部日本纪录片中，谈及中国的疫·情管控制度，
虽然她没有明确表明立场，言语间仍然不难读出她对国内抗疫方式的不满。
抹黑国内的抗议方式。
称：“用一种非常时期（指疫·情）的状态去判断哪种（制度）好哪种不好，这种思维的武断本身就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如此模棱两可的态度，如此明显的捧杀，蒋方舟的人设算是彻底崩塌。
先不谈她是否真的天赋异禀，光是这一点就足够昔日“才女”跌下神坛。
如果不能明白自己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来成长起来的。
无论什么天才，都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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